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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零售业而言，脱碳进程中最艰巨的任务——在数据和执行层面最为复杂——同时也是最为关键的环节。

范围3排放涵盖价值链上下游的排放，从原材料到供应链，再到消费者最终使用产品。这无疑是零售业碳足迹的最大组成部分。根据全美零售联合会的数据，间接的范围3排放占零售商温室气体排放的90%，有时甚至高达98%。

由于零售业庞大的范围3足迹，波士顿咨询公司和Ascential旗下世界零售大会的一份报告指出，零售业约占全球排放量的25%。

由于这些排放是间接的，它们也是最难追踪和改变的。回顾过去12个月，零售商在控制供应链以盈利地将产品运入国内销售方面已面临诸多困难。

与去年的困境类似，供应链的本质特性解释了范围3排放的难度。品牌并不拥有工厂，也无法直接控制其全部或大部分生产，而是将生产外包给一个地理和经济上复杂的供应商网络，这些供应商自身也有各自的利益和运营需要操心。即便仅仅是获取数据并理解供应链的排放足迹，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但这并非不采取行动的理由。专家表示，零售商可以从已知信息以及今天就能改变的事情入手。不完美的数据和举措总比没有好。风险实在太高，行业落后太多，在范围3问题上不应畏首畏尾。

“我们作为社会所处的现实是，我们需要在赛车飞驰时给它装上轮子，”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负责该公司消费品与零售业务可持续发展的Shalini Unnikrishnan在采访中表示，“数据问题是否巨大？绝对如此。但在缺乏完美数据的情况下，企业仍有明智的方法可以推进并产生影响。”

“严重落后”

在范围3排放方面，仍有巨大差距需要弥合，而目前所剩时间已非常有限。然而，业内许多企业尚未开始行动。

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显示了该行业还有多少工作要做。在接受调查的零售商中，仅有18%有望实现其范围3目标。另有18%正在实施计划，但进度落后。

近四分之一（24%）的零售商设定了范围3目标，但没有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计划，另有6%完全没有计划。还有35%虽有计划，但未在范围3目标上取得进展，或不确定自身进展。

换言之，对于大约三分之二的受访零售商而言，最乐观的评价是它们在范围3方面零进展。

尽管如此，一些零售商已开始设定目标并采取行动。根据惠誉评级分析，自2019年以来，设定科学碳目标（SBTi）的零售公司数量已增长一倍以上，而承诺设定目标的企业从几乎为零增加到36家。

塔吉特和沃尔玛——美国最大的零售商，通常在运营和社会议题上引领行业——均已对供应链排放和范围3做出承诺。

“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情况正在恶化。”

——Ting Chi，华盛顿州立大学服装、商品、设计与纺织系教授兼系主任

但迄今为止的进展远不足以使行业符合《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

“当你审视净零目标时，我们严重落后，而且我认为我们会进一步落后，”Proxima执行副总裁Simon Geale在采访中表示，“这要么成为变革的催化剂，要么更糟。我预计未来十年会有大量进展。但这是如此关键的十年，存在一种风险：即便我们取得所有进展……我们仍在落后。”

以时尚产业为例，鉴于其碳足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2018年该行业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4%。根据麦肯锡的数据，截至2020年，时尚业按当前轨迹将超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设定的2030年排放目标的两倍以上。

“我不知道我们能否按时实现目标，但这不应成为少做事的理由，”华盛顿州立大学服装、商品、设计与纺织系教授兼系主任Ting Chi在采访中表示，“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情况正在恶化。”

深入数据

仅仅衡量一家公司间接碳足迹的规模就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充满调查、数据收集和估算。即使要精确做到这一点，也需要大量估算。

在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调查中，实现排放目标最常被提及的挑战之一是缺乏相关数据的获取途径。“数据的挑战并不给我们等待的奢侈，”Unnikrishnan说。

那些刚刚开始测量范围3排放的公司，通常进行最多的估算和猜测。它们可能使用数据库，将经济投入和产出转换为间接排放估算。“这是最稳健的方法吗？不是，”气候咨询公司EcoAct首席执行官William Theisen在采访中表示，“但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可以了解供应链中范围3的热点在哪里。”

另一端是基于供应商主要数据和零售场所销售的具体产品进行的估算。Theisen还表示，在纯估算和大规模主要数据收集之间存在“中间地带”。

“如果你是一家时尚公司，你可以查看服装中使用的原材料，以及运输和分销——查看不同的信息类别，”Theisen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来获得更准确的范围3碳足迹。当然，供应商数据、主要数据始终是黄金标准。”

但即便是主要数据，也只是数据而已。数据质量存在很大差异。完美的数据目前可能不可行。

“如果我是一家杂货商，卖一颗生菜，完美的数据是我知道……它确切在哪里种植、如何种植、如何收获——每一步发生了什么。它放进哪个冰箱，用哪辆卡车运输，运输了多少次？”Unnikrishnan说。

但这还不止于此，因为范围3追踪到产品的最终使用和去向。“最后，在有人买了[生菜]之后，他们吃了吗？他们浪费了吗，浪费后发生了什么？这就是完美信息，”Unnikrishnan补充道，“所以你现在明白了，我们不可能在合理的时间内达到那种程度。”

“我目前看到的许多公司都被获取数据的难度所麻痹。”

——Simon Geale，Proxima执行副总裁

基于支出的估算至少能给零售商一张热力图，显示其供应链中排放最大的来源。要获得主要数据，零售商可以列出其最大供应商、核心供应商等清单，然后基本上向供应商索取数据。

“从最上层开始，他们基本上在构建问卷，要求供应商提供其碳排放的详细信息，”咨询公司AArete零售业务负责人兼董事总经理Tyler Higgins在采访中表示。

数据要对企业和地球有用，还必须是正确的。“数据必须与验证携手并进，”Unnikrishnan说，“它必须与可审计性、可追溯性携手并进。这是非常关键的部分，这是圣杯。”

在Unnikrishnan看来，区块链等先进技术可以帮助实现整个供应链的验证和可追溯性。

所有这些都因追踪排放的愿望——或许是为了气候意识投资者，或为了向客户展示可持续性得分——与对“漂绿”的担忧之间的张力而变得更加复杂。

凸显这种张力的是最近围绕时尚品牌和零售商用来追踪其各种可持续足迹的最常用工具之一的争议。今年夏初，挪威消费者管理局点名批评包括H&M在内的一些零售商，称其使用可持续服装联盟创建的Higg材料指数做出可持续性声明。

Higg也有范围3影响估算工具，尽管此次争议不涉及这些工具。可持续服装联盟匆忙审查了Higg材料指数背后的数据和方法，该指数被数百个品牌使用。不久之后，Quartz的一项调查发现，H&M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没有正确引用其产品的Higg分数。

虽然与范围3追踪无直接关系，但围绕Higg指数和H&M的争议再次凸显了即使在更简单的环境追踪形式——即使用指数来估算足迹——中的困难。但专家们一再告诉Retail Dive，企业需要在缺乏完美数据和工具的情况下开始追踪。

脱碳的冒险

追踪排放并不等同于减少排放；这只是过程中的一步。而且它甚至不必在每个情况下都是第一步。

“我目前看到的许多公司都被获取数据的难度所麻痹，它们忘了实际上你可以去做事，”Geale说，“你可以去与供应商合作，改用电动车队，或减少所需行程次数，或改变包装规格，或使产品可循环，或从流程中去除用水。自动地，你就在减少更大范围内的排放水平。”

Geale补充道，“这比必须能够测量更重要。”

正如贸易组织零售行业领袖协会供应链副总裁Jess Dankert所指出的，许多大型零售商已经在供应链网络和运输网络中进行战略对话，出于运营原因。“我们看到可持续性和排放因素在其中变得更加重要，”Dankert在采访中表示。

零售商也在审视其依赖的货物运输方式组合，询问多式联运和铁路在减少排放方面的作用，据Dankert称，围绕排放有许多“有趣的对话”和“快速的演变”。

RILA企业社会责任副总裁Erin Hiatt还指出，许多尚未实现的减排可以与效率挂钩，例如减少运输中的空驶里程、货运匹配和多式联运。“在关注低排放和零排放车队机会的同时，那里有很多可以优化的地方，随着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发展。”

“如果不让美国、中国、印度和其他大型经济体参与进来，你就无法实现目标。”

——Simon Geale，Proxima执行副总裁

在供应链方面，规模是关键因素。“你影响供应商的能力水平对于你脱碳自身供应链的速度至关重要，”Geale说，“以沃尔玛和好市多为例。一段时间前，沃尔玛采取立场，认为他们能够影响供应商，创造协作解决方案。好市多则采取立场，认为他们没有能力影响供应商。”

还有一个问题是，谁将为改变供应链的排放状况买单。许多工厂在比零售商及其客户所在国家更贫穷的国家运营，利润率微薄。Chi指出，对于生产绝大多数服装的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服装厂来说，如果碳减排哪怕适度增加其成本，就可能抹去其利润。

“为了满足一项增加单位成本的要求，他们会在其他方面降低质量，”Chi说。这可能最终损害其他可持续性措施。但Chi也指出，“成本分摊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激励。”

范围3的运营和数据挑战与供应链本身一样复杂。但有一个非常简单、确定的方法可以减少排放：减少SKU数量。

“我们讨论的一个可能解决方案是，我们可以以更高的价格购买更少的东西，”Chi说，“我们讨论更耐用的商品，可以穿10年而不是两三年，然后扔掉一件10美元的T恤。”

政策的作用

尽管最近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很难看到整个行业如何跨越终点线，甚至接近终点线，而没有政府干预。

“如果不让美国、中国、印度和其他大型经济体参与进来，你就无法实现目标，”Geale说。

或者，正如Chi更乐观地表述：“如果政府能发挥领导作用，我认为会更快实现。”

行业也承认这一点。“政策有作用，”RILA的Hiatt说，“很难说具体是什么。你只能对提出的建议做出反应。”

正如Chi指出的，政府参与可以采取法规和强制要求的形式，也可以采取财政激励和对大规模减排所需基础设施的投资。

Hiatt指出可再生能源，目前其产能无法满足当前全球气候目标下预计的需求。

“这些公司设定的目标基于排放需要达到的水平，他们承诺采取必要措施来实现目标，”Hiatt说，“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行业投资的集体行动，以加快步伐。”

尽管科学家几十年来不断警告气候变化，美国从未通过重大立法来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而最高法院最近对环保署减少排放的努力泼了冷水。

一个已采取行动的领域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披露要求，该委员会已提出规则，除其他事项外，将要求设定目标的公司或信息对其业务“重要”的公司披露范围3排放。

RILA反对目前形式的规则。“从实际角度来看，很多方面都具有挑战性，”Hiatt说，他补充说，行业组织确实支持向投资者提供信息，但SEC提出的一些“机制和时间安排并未真正基于当前报告能力的现实情况。”

RILA关注的问题包括上述所有问题——收集供应商排放的全面、准确信息的困难。

“我理解对范围3报告的犹豫，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在使用相同数量的主要数据，”Theisen说，“但归根结底，我们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Theisen补充说，披露压力可能迫使参与者统一行动：“也许我们都需要供应商数据，让我们创建一个联盟来获取我们需要的数据。”